信息贫困微观机理的深入洞察

杨阳 万瑞 周文杰

摘   要：“信息社会中的新型贫困问题与管理学的新走向”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在兰州召开，会议以“信息致贫的微观机理与信息减贫的宏观制度”为研讨主题，来自国内20余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20余位科研人员及师生围绕电信普遍服务、信息贫困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信息贫困者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导致信息贫困的主观因素、社会结构因素与信息贫困的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关键词：个人信息世界;信息贫困;微观机理

Abstract The Symposium of Novel Poverty Issue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endency of the Management Science was held in Lanzhou in November 2019. The subject of the symposium is the micro-level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related macro-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hich attempting to the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ore than 120 researchers from 20 academic institutions attend the symposium. The symposium focused on the topics relate to universal service of telecommunication，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poverty research， the common featur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poor， the agency of individuals which many caused information poverty，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and the information poverty et al.

Key words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 information poverty; micro-level mechanism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然而，在经济意义上的脱贫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如何站在信息社会的立场上，深入剖析信息貧困的本质，并解析其与经济意义上的贫困之间的关联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研究课题。正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比吉特在《贫穷的本质》中所指出的，处在贫穷状态中的人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在于，贫困的境遇导致穷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受限，造成许多小错误，并产生恶性循环。被普通人所忽略的这些“小错误”，往往在穷人的生活中可能成为关键问题。

针对信息社会中所出现的新型贫困现象，2019年11月30日，由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主办的“信息社会中的新型贫困问题与管理学的新走向”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以及《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与情报》等编辑部的专家、学者共12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在特邀报告环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牟春波副总工程师围绕电信普遍均等服务的政策导向及实践，信息贫困研究的理论基础等作了报告。在大会发言环节，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致贫的微观机理与信息减贫的宏观制度关联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的成员结合课题组在2019年6-9月展开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就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导致个人信息世界贫困化的主观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之于个体信息实践的局限等议题进行交流报告。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袁勤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闫慧副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素芳副教授、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肖鹏副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康乐乐副教授、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唐艳副研究员、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晋副教授等对交流报告进行了点评。

1   电信普遍服务的概念、推行、实施困难及解决方案

电信普遍服务指的是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业务，蕴含着保障基本人权、促进社会公平、平衡区域发展等丰富内容，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和重要职责。2013年，“宽带中国”战略首次将宽带网络和水、电、路一样，定位为“新时期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中国现阶段电信普遍服务的推进重点是支持并推动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网络建设覆盖。牟春波副总工程师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实施电信普遍服务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举措。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宽带人口普及率每提高10%，平均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1.38%，发展中国家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电信普遍服务在推行过程中主要存在两方面困难：一是客观因素，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地理环境较差、人口居住分散，导致农村宽带建设营收低、成本高，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二是主观因素，企业动力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投资成本高，用户增长数过低，企业的内生动力不足，部门协同沟通不畅，流标现象严重，部分政府部门重视不够等。针对上述困难，牟春波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1）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人本思想。电信普遍服务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社会帐、民生账，要主动思考、主动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使命担当、践行初心;（2）强化工作协同，形成部门合力。通信行业要建设好宽带网络基础设施，不断降低网络资费，实现“用得上”“用得起”的目标;（3）优化政策设计，加大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提高补贴资金支持比例，考虑以奖代补模式、铁塔模式，放宽边疆申报条件，鼓励因地制宜，探索先进、适用的信息通信技术等;（4）加强工作研究，统筹推进发展。在顶层设计方面，结合《电信法》的立法，加强国家层面通信行业规划设计，突出电信普遍服务的概念和意义;鼓励地方管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简化项目审批流程，降低企业实施成本。

与会专家围绕“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异同”这一问题经过深入讨论后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电信普遍服务政策在组织方式和资金来源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西方国家推行电信普遍服务的资金主要依靠于各种类型的基金，我国推行电信普遍服务的主体力量是国有控股运营商，执行方式主要采用项目制，但从保障信息公平的角度看，中外各国政府在促进电信普遍服务方面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2   微觀视角下的信息贫困形成机理探查

信息贫困问题是信息社会问题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信息社会问题已形成了若干理论流派。其中，有些研究者把信息技术看成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认为信息技术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革命”力量（如Fritz Machlup、Marc Prorat、Peter Drucker等）;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信息技术加速了现代性的消亡，信息社会从本质上是“反理性”的，是对现代化过程的颠覆（如Jean Boudrillard、Gianni Vattimo、Mark Poster等）;还有一些研究者将信息社会看成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强调政府、公司等大型组织利用信息传播加强现代化监控手段，进行“控制革命”（如Giddens、James Beniger、Oscar Gandy等）。

课题组关于信息贫困的微观机理研究致力于跨越社会结构和主体能动性的二元对立，从整体性理论视角解析信息贫困的本质。这种理论视角，沿袭了于良芝教授于2010年提出的“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框架。于良芝认为，所谓个人信息世界，是一个由空间、时间、智识限定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获信息源通过有意识的、知觉性的或无意识的信息实践而被转化为个人的基础性信息资源和信息资产。在此过程中，个体承担了信息的创造者、提供者、转换者、寻觅者、接收者和使用者等角色。个人信息世界量表包括八大维度，分别是可及信息源、可获信息源、基础信息源、信息资产、动力维度、时间、空间、智识。周文杰教授在报告中认为，对信息贫困的微观机理进行解读，需要以信息源的实际使用状况为起点，寻求开拓一条“可及信息源→可获信息源→惯用信息源→信息资产”转化机理的理论路径。

西北师范大学信息贫困研究团队在过去一年中，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获得了一系列初步的经验证据。然而，关于信息贫困者是如何被“信息贫困陷阱”所捕获的，仍然是一个“黑箱”。“信息贫困陷阱”之“黑箱”这一谜团若不破解，关于信息反贫困的制度设计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为此，学界需在对现有经验证据进行充分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信息贫困发生的微观机理的解析。

与会专家就信息贫困研究的理论背景与现实意义展开了深入讨论后指出，信息贫困、信息贫富分化、信息技术等这些基本概念必须要清晰且统一。在基于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框架展开的研究中，要充分意识到动力维度与信息实践维度之间的异同。另外，关于信息贫困的研究既要关注中观理论，更要引入微观视角。与会专家提出，不能先入为主地将一些不成功的产业扶贫例子归因于信息贫困。要注意到衡量信息贫困的多维性，在界定和度量测量方面需要有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3   信息贫困实证调查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课题组成员、西北师范大学和苏超博士就描述性统计分析中所发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异常”现象进行了分析。他以教育之于信息贫困形成机理的影响为例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将周边存在的知识型或网络信息源纳入认知获取的范围程度越高，但人们对于实用性信息源（政府信息栏）的认知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却未检验出明显的关联，而且始终存在一个群体，不管其教育水平如何变化，都无法将其周边的可及信息源转化为认知上的可获信息源。课题组认为，要探索这些“异常”现象发生的原因，并解析信息贫困发生的微观机理，需要基于调查数据展开更加细致、全面的统计分析。

分析发现，就性别差异而言，男性对新闻和知识类信息的获取上大于女性;就年龄差异而言，30岁以下的人群在休息休闲时更喜欢上网，45岁以上的人群更喜欢与人交流，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对不同维度信息的获取能力会发生变化;就工作地的差异而言，在城市工作和在农村工作最主要的差异体现在可及信息源维度;就收入而言，超过一半的低收入人群几乎没有阅读过实用类的杂志文章，观看知识类电视节目时也只是理解其表面内容，而高收入人群更偏向于深入思考，遇到生活问题时更喜欢查询互联网;就居住地而言，村和乡镇以上城市人群的信息获取渠道存在明显差异;ICT使用方面，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每月上网费用的不同。

与会专家针对信息贫困测量中各变量分类依据的科学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后认为，初步统计分析中发现的差异以及“异常”现象，都为后续研究指明了应予关注的重点。这些“异常”现象的后面，很可能隐藏着打开信息贫困“黑箱”的钥匙。同时，部分专家也认为，后续研究中应该对数据来源的省份加以控制，否则可能会对分析产生噪音。

4   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个人信息世界的影响

课题组成员、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何迎朝博士对社会资本等社会结构性因素之于人们信息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按照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框架，可获信息源是形成个人信息资产的重要前提条件;社会资本不仅会影响信息源的选择，也会影响信息资产的形成过程;社会支持是信息活动的目的，不仅会促进信息源的获取，还会在信息资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生活水平不一定直接导致信息贫困，但是对信息贫困的产生确实会产生影响。据此，课题组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调节效应模型。

课题组针对上述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在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条件下，社会资本在可获信息源向消遣类、专业类信息资产的转化过程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可获信息源向实用类信息资产的转化中，调节效应是负向弱显著的;社会支持在可获信息源向三类信息资产的转化过程中均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生活水平在可获信息源向专业类、实用类信息资产的转化过程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对于消遣类信息资产却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与会专家们针对三类社会结构性因素（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生活水平）的测量展开了讨论，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对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测量还需要更加精准。此外，专家也提出，负向调节效应的解释要结合特定的理论，而且在测量问项的设定上，要盡量避免设计二元化的问题。

5   寻找个人信息世界内部的“桥梁”

课题组成员、西北大学王铮博士围绕个人信息世界内部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流汇报。他指出，个人信息世界是解释信息社会中新型贫困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在个人信息世界这个概念没有出现以前，衡量经济、政治地位等不平等现象时，要么从宏观（社会）、社会结构、客观等角度出发，如“送温暖”活动。要么从微观（个人）、主观能动性、主观的角度出发，如“扶贫先扶志（智）”。当把信息作为衡量贫困问题的尺度时，由于信息强烈的二重属性会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当信息作为社会的战略资源时，生产、传播、获取、利用都遵循这类资源的运动和分布规律，如资本和权势密不可分。当信息作为个人的认知资源时，信息的生产、获取、利用受制于认知过程的特性与规律，如建构性、情境依赖性等。所以，信息的这种二重性决定，在信息贫困和信息不平等的发生过程中，社会与个人、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之间会发生复杂的交互作用，不能把二者割裂开，不能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后、不平等就等同于信息贫穷，也不能因为信息贫困就等同于经济贫困，而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视野或者公共政策都把这两者割裂开了。在“个人信息世界”量表出现之前，已有的用来解释信息不平等、信息贫困的工具有信息获取差距、信息技术采纳差距、信息吸收差距、信息利用差距等都是从一个局部、一个侧面来解释信息不平等或信息贫困的，并没有反映出信息贫困的全貌，即存在归因偏颇。

从个人信息世界的角度看，可及信息源与可获信息源的区别在于，可及信息源指的是物理上可及的，如果没有达到时间和智识上的可及，它就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信息源而已，并不会进入个人的信息世界，可获信息源指的是这些资源不仅是信息主体在物理上可及的，也必须是信息主体在时间和智识上可及的。因此，在研究当中将可获信息源作为一个起点，并经过信息主体的利用，与信息主体产生认知上的亲密接触，这个过程称为信息的资产化，最终会形成信息资产。所以在实证模型的设计中，应该将自变量设定为可获信息源，因变量设定为信息资产，进而以动力要素和边界要素作为中介变量。

课题组对测量模型设置的科学性进行了检验，并基于MIMIC模型探查了性别、年龄、工作、居住地等控制变量对三类信息资产的影响，分析了四个控制变量对三类信息资产的单独效应。进而，尝试将教育作为动力维度成为信息资产维度的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进行了初步的实证检验。同时，课题组以城乡这个群体为例进行了测量不变性的检验，除了不满足误差方差不变性外，其他的测量等值均是成立的。进而分析了两个中介模型，验证了个人信息世界内部的确存在很强的中介效应。

与会专家针对上述交流提出，中介效应的发现对解开信息贫困的微观机理之谜具有很大的价值。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尝试做二阶的形成性模型。也有学者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明确研究假设，以便得出确切的研究结论。

与会专家们经过一天的讨论，初步达成了一项基本共识，即贫困陷阱作为一个长久以来困扰人类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信息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表现出诸多新特征，图书馆职业作为一种致力于为全社会公民提供全面信息服务的制度设计，在信息贫困的干预与治理中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充分展开关于信息贫困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为了应对反贫困斗争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所面临的新挑战。